他的微博账号“定福庄教书匠”共有3.9万粉丝，喜欢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历。尽管与10.79亿的网民数量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书匠。“我室友上过他的文化研究课，别说一座难求了，能有地方站就不错了。”“请相信，那种‘想要尽力试一试’的姿态和精神，将是你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你自己去热爱一个美好的事物并为之付出努力。”在推文《对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绝不妥协》下，他如此回复了一位考研失败的学生。他是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第二批“青年拔尖人才” (2019)。研究方向为传播基础理论、传媒文化、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作为深耕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他对传播学研究有什么看法？作为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在“悔学新传”“别报新闻”论盛行的当下，又应如何寻找新的突破？他又如何看待青年人面对如今的社会环境？
黄典林
20年前，在市场化媒体“如日中天”之时，黄典林却已经想好了要踏上学术道路。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他对自我的理性剖析，从学生到学者，站在自由进出的“十字路口”，他常常置身局外观照本身，以兼收并蓄的胸襟拥抱传播学。Q：您本科阶段媒体发展正盛，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学术研究道路？A：一开始我就想清楚要走教学科研的道路。本科我读的是广告学，更偏实务和营销，我不大感兴趣，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考虑新闻传播学的其他专业，后来考研选择了传播学。我考研究生大概是在2003年，20年以前大部分传媒专业学生的理想都是去市场化媒体或者做批评性报道。选择当然不分优劣，但我每做一个决定都是基于对自己的准确判断。我能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这三个问题必须要回答清楚。对于这三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第一，我对考研很有信心，因为我特别擅长考试，而且20年前考研也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实在考不上我就去工作。第二，我有做学术的兴趣。第三，我具备学术热情和各方面的条件。所以我一开始就没考虑走实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适合做学术。A：首先还是需要一些天赋的。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天赋？你得先去尝试。先去了解你所在专业的成果，有兴趣读科研论文吗？如果读了食之无味，味同嚼蜡，那就要再斟酌一下。其次要对抽象思考的事情有兴趣，具备基本的专业能力。科研工作严格来讲是小众事业，与一般的短暂性事务工作不同，它的终极目标不是具体的人和事件，而是处理复杂的、系统的、抽象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需要研究者有抽象思维能力。光有兴趣不足以支撑学术，更重要的是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就跟做新闻一样，要做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有专业门槛的。能力与天赋可以互相转换，天赋某种意义上就是潜在的能力，被激发出来就成为了能力。最后，不仅要有兴趣，还要有毅力。科研是高脑力消耗活动，一时兴起的冲劲很重要，但要长期坚持下去需要的是持续的投入。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人不多，大部分人会为生活所迫，或被杂事分心，很可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做学术很难，需要好奇心和持久的关注才可以习得相关的知识和方法，也需要像记者一样去深入挖掘世界才可以掌握经验和材料，两者缺一不可，这种情况下才能完成一个研究，才有可能取得一点学术贡献。学术贡献同样很难，几乎每个学科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沉淀，传播学也历经了近100 年的发展。这个过程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代人完成的，而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最终形成一套自洽、有逻辑的能有效解释世界的理论。做学术的人要有整体与局部的思维，既深入研究对象，也要跳出来看整体。每个学科里的任何一位学者都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你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此刻的需要，一旦有价值，它会嵌入到整套体系当中，变成知识脉络的一部分，如此科研工作才有意义。
Q：您如何探索出自己的研究方向，把个人研究嵌入到知识体系中？A：确定主要研究方向，有时基于一些机缘。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身边人的影响，比如老师或者接触到的学界学者，二是学习成长过程中注意到的某个学者、某本著作。我也是如此确立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读研期间我参与了导师关于批判传播学的课题，内容涉及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还有一点是文化研究与我本身的研究方向接近。文化研究的课题多集中在亚文化、青年、少数族裔等方面，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讲究公平公正。我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恰好是关于农民工的，两者有相近之处。文化研究的很多著作是跨界的。《管控危机》是我在去年翻译出版的，我第一次读是在2004、2005年左右。书很难读，语言晦涩难懂，那时候没全部读完，翻译时我才知道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其实完全是政治研究。我们很难界定它的学科归属，笼统地讲是文化研究，实际上是跨学科的，不仅有社会学、政治学的内容，还有意识形态研究和新闻研究，当时这种几乎无法找到学科归属的研究方式，让我很震撼。孔飞力的《叫魂》也很令我震撼，它的思考方法很特别，从一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整个系统性的问题，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由于这些影响，我个人的学科意识不是很强。我认为虽然学传播学，但应该什么都去了解。
黄典林在会议上发言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打破自身学科的束缚。这话不是绝对的，毕业论文还是要就学科来写，但做研究不一定非要囿于学科来谈问题。对于我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用的都会借鉴和学习，我不在乎是什么学科。传播学要做好，也需要跨学科的视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一位历史研究学者曾经做过关于上海租界时期中国的国际宣传研究，这算不算国际传播？当然算。国际传播不只回应当下政策的需求，也可以从历史等各种维度切入。近几年，媒介记忆的研究比较热门。不同年代国人的媒介记忆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消费的媒介产品有差别，但我们也有跨代的共同记忆。比如86版的西游记，这是一部超越时空的作品，未来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很多媒介记忆都有时代烙印，这是媒介对我们这个族群历史记忆的一种影响和塑造。在我们的民族国家之外，文本的跨国流动也造成了媒介记忆的跨国性。我在澳大利亚上学时，一个有中国血统的泰国同学也看过西游记。东南亚的许多80后也是看这部电视剧长大的，不过是不同的语言版本。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媒介传播的跨国记忆流动？这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价值？作为纯学术研究，它是可以做的。现在的学生做学术遇到的难题是被束缚在框架中，另外可能涉猎的内容不够丰富，导致在思考问题时就事论事。我们必须要跨出局限，打开思路视野，跳出学科框架，不能看山就是山，要看到山后还有山，还有更大的天地。做研究要有开放的心态，无论什么学科，去研究具体的感兴趣的问题。现实在不断变化，生动、活泼、丰富，如果固守传统，无法对理解现实提供任何帮助，思维的活力也会因此衰减。生活态度上，对世界充满好奇。好奇心意味着你总是在思考，提出新问题。而科研的本质在于回答用普通思维方式解答不了的问题，学术研究的目标不只是满足个人的困惑，而是要给出有相当长生命力和学术周期的答案，对整个社会和人类有用，这也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使命。既有好奇心，同时具备专业判断能力。在此之上，你或许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Q：既是大学教师又是研究者，您如何平衡教学和研究？
A：我认为教学和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比如做研究的时候我需要读大量文献，在过程中逐渐对某个特定领域产生自己的理解，讲课的时候就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东西融入进去。所以老师最喜欢讲，也是讲得最好的部分一定是自己研究过的领域，因为更有感染力，学生听起来更有收获。比如董晨宇老师上传播学概论的时候会让我去讲批判传播学那一课，但如果是社交媒体、人际互动等等这些领域他自己讲一定会更好。
另一方面，教学也倒逼着老师去了解新的东西。作为一个传播学教师，如果十年前和今天讲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合格的。在我的课堂中，每个学期使用的案例素材会变，但是基础理论大体保持了延续性。老师不能一直拿教科书上课，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很多年才得以更新一次，但现实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十年前那些大众传播框架在今天有些已经过时了。
Q：前一阵关于大学教育的讨论非常激烈，您当了二十多年的老师，而且同时教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课堂状态有什么区别？在您看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又有什么区别？
A：总体而言，区别不太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本科是探索的阶段，本科生的好奇心会强一些，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思维会有些固化。而且由于各个大学本科的培养情况不同，研究生之间的差距会比本科生更大。大学的选拔本应是递进的，第二层的选拔应该以第一层为基础。但现实并不是如此，有的研究生可能连最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不知道，但还是会被招进来，因为符合考试评价标准。
当然我面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区别对待。但在培养目标上我会特意有所区分，对于本科生我倾向于兴趣的培养，扩展知识面，帮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发展方向；对研究生的培养则注重深度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但是现在很多研究生教育已经本科化，体现不出层次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开始了研究生改革。首先是学制的加长，为了更好地进行“全流程培养”。以学术型硕士为例，从一开始毫无想法，到逐渐理出一个头绪，然后收集、阅读并消化文献，将整个结构搭建起来，分析材料，直至将文章全部完成。这是一个漫长且不断累加的持续性过程，实践性也很强，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要自己动手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专业型硕士也是如此，策划、构思、拍摄、筛选素材，逐渐制作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片子。我认为这两个过程本质都是一样的，都要自己动手去做，完成整个过程，只不过处理的对象不同。Q：现在大学生们有一个普遍的感受是在课堂上能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少，作为教师，您觉得问题出在哪？A：我觉得对于教师而言，整个教学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学生们准备不足，每次听课得到的知识都是全新的，没有思考或者来不及思考，也就难以进行交流。所以老师每次在课程结尾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基本都没有人提问。这背后是中国一直以来被动式教学传统导致的惯性，老师讲，学生听。这不是一种探讨式的教学，不是一种研究式的教学，不是一种能够激发思考能力的教学，更多的是一种传输型教学。我明显感觉到在给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问题更多，更好，背后是问题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模式。我在读博时做过助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前安排和指导学生读资料，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回答问题和讨论。我有时候试着扩大课堂中探讨和交流的占比，但收效甚微。第二是课堂的专注度不佳，我觉得有之前提到的老师的问题，整个教育环境的问题，也有学生的问题。电子产品的使用、信息的碎片化，都导致注意力越来越稀缺。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不只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在其中融入自己个性化的，非武断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看法、经验、体悟和困惑，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或创作热情。老师应该是一个激发者、引导者、解惑者，不是知识的传播者，机器、互联网和自主学习都做不到的部分，应该由老师来填补。A：首先要明确一点，学术研究的本质和价值在于解答一个问题，尝试缓解知识层面上的焦虑，而并不必然产生实际的效应，所以这是件有点“奢侈“的事情，需要你有兴趣，或者出于好奇去做一些探索。主要有两种性质的探索——第一种是在已知范围内探索，比如，社会调研，了解身边的社区或某些群体等等。虽然无法发现全然未知的东西，但可以培养好奇心、动手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另一回事，要创新，提出一些前人没有的答案和结论。不仅逻辑上自洽且有科学性，还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比如，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价值、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阶级等等概念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迄今依然有效。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是一个并不容易的，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Q： 现在学生们在寻找可研究议题时大多会与当下热点话题联结，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从新现象入手是我们学习和实践研究方法的最佳途径吗？首先要区分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现在很多新现象背后的问题并不是新的，甚至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提出。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古典思想家的阴影当中，后世的思想家和学者主要是在对古典命题进行升级改造。就像玩游戏一样，不断地打怪升级，怪物一直在变，但其实核心任务是一致的。比如，最近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在写一篇关于控制论的论文。控制论最初是科学理论，但很快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人们开始用它来理解人类社会。控制论中很重要的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反馈和前馈，前馈逐渐被人们用来基于可能性对社会进行管理，也就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这就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捕捉和计算的技术在不断发展，各种可感设备的问世，再加上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数据传输和储存的基础设施，大数据就这样诞生了。人工智能也是基于大数据来发挥作用的。以ChatGPT为例，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库，它需要被投喂信息来进行训练，以更好地完成使用者的需要。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讨论，比如，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创造力的削弱等等，都不是全新的问题，本质上是对人类自由度下降的担忧。例如，以前的司法系统是基于事实进行事后惩罚，而现在是基于可能性采取预防措施，疫情期间我们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其实韦伯在一百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作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重要方法，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会逐渐强化。而科层制运作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对管理对象进行信息监测，这依赖于信息输入，信息产业的发展正是基于治理的需要，两者相辅相成。马克思也提到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规律——时间吞噬空间。在当下的理解就是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在下降，数据捕捉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越来越精准，速度越来越快。从马克思的角度分析，信息产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内在动力推动的结果，因为全球产业链越来越复杂，需要一套非常完善的数据采集、管理、定位、分析和指派系统来帮助管理。暑假我和学生们去广西调研，我们发现整个北部湾港口一个人都没有，全都是人工智能进行操作。韦伯对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会锁得越来越死的铁笼子，人的自由度不断下降。当然，某些情况下物理空间也会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有些不能被数据化的东西依然很重要。比如，你现在打开录音笔就可以把我的话数据化，但如果没有这个技术，那这些话就是一个在空气中立刻消失的东西。不过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被数据捕捉的，摄像头不是无死角覆盖的，手机不是随时都有电的，也不是哪里都有网的。将来或许能做到 360 度无死角覆盖，那这个铁笼就完全编织好了。所以想要做研究，读经典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如上所述，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新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和经典理论的关系就像孙悟空和如来佛一样，但我们也不是只能宿命似的，躺在经典理论上不往前走。新的时代有新的条件，新的现象，它也在不断地挑战我们，不断重新检验经典的命题，或许随着未来世界的变化，既有的某些经典理论会过时，这都说不好。Q：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应对自由度在下降，对周遭和自我掌控感丧失的问题？
A：从“自我掌控感丧失”的成因来看，我觉得有结构性的原因，它与经济形势的下行有关。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就会觉得不划算。从更深层的角度讲，我认为这可能跟时代背景有关。当前的历史语境整体给人的氛围感，或许不是那么地“充满可能性”，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内卷现象。整体上，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受限。再加上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灵活就业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比如说，原来那个在《南方周末》工作的记者，是四川大学的哲学硕士，他投了几百份简历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跑去送外卖，这是既有认知已经无效的体现。所以，当前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就业的问题，要解决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问题。这呼唤一场教育革命，我们的教育在不少方面落后于时代的现实状况，教出来的学生很难适应现实的需求。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另一方面，个人不要自暴自弃。首先要找到解决生存的方法。看看自己究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发挥自己的长处。我觉得人首先要认识自己，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放弃努力转而去等靠要。哪怕是跑外卖，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也是值得尊敬的。A：首先，不管什么处境，我们不能丢失生活比较人性化的状态。不能对现在生活不满意，就开始焦虑、惶惶不可终日。没必要，该干嘛干嘛，该享受生活就享受生活。我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根源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怎么样在人生的阶梯往上爬” 的问题，做事动机性太强，这就导致生活特别疲惫。因此要做一部分事情是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的，比如，出去瞎逛，去跟朋友侃大山等。其次，要解决自己根本的发展问题，一定要认清自己是谁，人生的兴趣是什么，这辈子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搞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之后，就要学会积累，把自己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在择业方面可能就更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能做到的人不多。自信是对自我的准确判断，和对自我的培育，有了积累以后，自然就有了自信。焦虑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自信，两者是高度关联的。此外，你不仅要有认知，同时要有综合判断的能力。你得知道价值的坐标在哪里，分清好坏和专业与否。你还需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总体来说，要去做，而不是空想，在听天命前，必须尽人事。*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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